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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 100 个短缺职业排行》中，登上榜单的有车工、焊工、多工序数字控制机床操作调整工等技术类工种，制造业及相关岗位需求几乎占据近三分之一榜单。
尽管那里不乏年轻人的面孔，但更多的是中青年劳动力。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有一定技能的工人，这些人不仅经验比较丰富，也能加班加点。
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高达 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5％左右。2 千万人才缺口掣肘中国制造转型的案例也俯首皆是。
吊诡的是，尽管在企业家们的眼里，让他们倚赖的核心资源是高素质中国产业工人，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与德日中小企业相比，这些企业家往往缺乏动力提供培养人才的土壤。
造成今天 2 千万人才缺口的原因，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收入比较，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甚至文化原因。这也让症结的化解不止于简单移植与复制。
今年发布的东莞紧缺技工工种目录中，对 CNC 数字控制机床操作员、装备维修电工的需求，甚至排在了 AI 工程师前面。
在过去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无论是苹果开启的金属外壳一体化设计风潮，还是 5G 手机外壳对新材料（比如陶瓷）的需求，不仅导致制造商对高端数控设备需求激增，也对操作者机加工水平提出更加高的要求。据说，即使是设备维修电工，也要懂一点 PLC 知识。
在距离东莞不远的深圳乃至整个广东，车工、钳工、焊工等中高级技工需求，也连续几年登上技能入户紧缺工种榜单。
2019 年深圳技能入户紧缺工种（部分）珠三角情况也在另一个制造基地长三角上演。
今年，宁波人社局调查 800 多家样本企业后发现，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高级技工人才占比仅为百分之三点几，非常紧缺，近一半仅为初级工。
2019 年度宁波市级统筹区紧缺职业（工种）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录（部分）在杭州，从今年分专业方面技术等级企业的工资价位来看，普通技师的年薪为 108487 元，高级技师的年薪为 110301 元。而 5 年前，普通技师的年薪仅为 5 万多元。
五年前，还是一名武汉某大型钢铁企业驻浙江舟山的一名项目经理的王炜（化名），给我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当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时，我才发现他少了一节手指头。」王炜回忆道，当时，他想将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钳工师傅挖到公司，「当时保证，给他搞定 8000 的月薪。」
据说，老师傅听后，淡定地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通信录给他看。一边划着屏幕，一边说，这是某某公司老板，那是某某集团老板。这样的老板级人物，在他的通讯录里有二十多个。
虽然不会每天会派活儿给他，但断断续续加来，总没闲着。每天 500 块，一年下来，也活得很滋润了。最后，老师傅说，哪个单位都不去。
不久，王炜从舟山调回武汉，也更深体会到高级技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向中部蔓延。
有一次，车间唯一的中级钳工师傅休年假，产线好不容排出的两个小时维修工作，没人搞定，「不敢让那些初级工来，怕出事」，他清楚记得。2016 年，武汉市政协总工会界调研数字显示，全市高技能人才占比仅为 10%，中级技工占比约 40％。
为了说服他留下，领导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你看，车间主任马上要退了，中层都没人了，到时候不升你，我还能升谁？」当年和王炜一起入职的另外三名大学生，早已离开。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还处在工业 2.0（福特流水线规模化阶段）的中国来说，借助自动化实现转型的成功案例，并不是故事全部甚至算不上典型情节。
羽生结弦手中的高端冰鞋，采用碳纤维冰刀。中国之所以做不出羽生结弦（日本天才花滑运动员）脚下的高端冰刀，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极度匮乏经验比较丰富的技工。类似故事也发生在温州打火机产业。
几年前的温州，曾经年产 5 亿多只、占据世界市场占有率近 70% 的打火机产业历经了一场惨烈贸易壁垒战，被迫转型升级。
「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因此去了一趟 Zippo 所在美国宾州的工业小镇。在合作伙伴那里，黄静发看到精美的模具，从金属片成型刀电镀，一套产业链完整而又精细。
不过黄发静也清楚知道，单纯将 Zippo 的生产线引进回国，没办法实现转型升级。
在、用工成本激增等因素下，温州打火机出口量骤减，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不足 50%，生产企业也从最辉煌时期的 3000 多家锐减至 70 余家。图片来自：浙江新闻因为国内非常稀缺能够熟练使用国外先进生产线的人才，而且机器的维修、养护又是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对许多制造类企来说，就是把机器人白送给他们，他们都不会要的原因。不止一家机器人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在谈到产品推广时，都会遇到这一种的困境。
以占工业机器人 40% 的焊接机器人为例。购置机器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费用也只是总体成本的三分之一。
从购入焊接机器人到调试妥当生产要消耗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专业方面技术人员。
机器人只是一个工具，使用效果如何，仍然取决于手工焊接经验或者知识。比如，如果焊接出现咬边，仍然需要有经验的技工帮忙调整焊接参数、焊枪角度或功率大小。
中国虽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培养技术人员，但能真正能独立设计夹具和编写机器人程序又有多少？
编程，只是其中的一个坑，接下来的运行、维护成本都不算低。无论是在运行过程出现撞枪、气孔，还是焊坏油箱，夹枪等状况，都需要经过培训、有经验的技工来处理。
所以，不少自动化改造的汽车制造商车间，大约每 4 台焊接机器人仍然需要配备一个机器人调试人员或者焊接工程师。
可以说，一家公司焊接机器人使用的好坏，很大程度在于人，需要保证一支稳定的人才队伍。
而针对非标设备、小批量焊接、焊接部位特殊、设备维修焊接（通常是部分和小面积、谈不上批量），用于给机器人编程的时间可能会大于使用手工焊接完成该任务的时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电焊机器人的普及率仅 20-30%，德日比例高达 70% 甚至更多。
因为，德日高级技工占比高达 40% 甚至更多，中国中高级焊接人才的缺乏某一些程度上遏制了焊接机器人的普及。
在位于重庆的长安汽车车间，目前已经高度自动化的焊装车间，仍然需要 100 多名工人分为三班倒，主要是做机器人不方便干的精磨、抛光等「小活」。国内一些智能手机制造商，仍然依靠熟练钳工打磨智能手机壳，去除 CNC 铣削留下的痕迹。
对此，库柏特 CEO 李淼解释道，涉及手眼协调的工作，机器可以替代。比如香菇分拣，现在的机器比厂长还厉害。
但是，诸如焊接、打磨追求操感的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需要人来操作。
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三年多落地实践后，库柏特调整公司战略，将 99% 业务转为孵化项目，包括力控打磨。「与工艺结合太过紧密，很难以合理成本大规模推开。」他认为。
至于那些产品高度非标的制造业，比如鞋子、女装，能否自动化本身就是难题。这也正是阿迪达斯关闭了机器人自动化工厂、「鞋王」百丽数字化转型并没再次出现令人惊叹的全自动化工厂的原因。
比如，机器无法有效识别皮料上的微小瑕疵。贴合鞋面和中底，高度依靠熟练工人的手感。更何况，鞋子和女装一样，每个季度上新，各种模型和款式，依靠机器替代并不现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熟练工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即使外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也仍然离不开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基础与高素质。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拜访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地江苏丹阳后发现，虽然人力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重要，但镜片这类行业对工人技能要求极高，不仅东南亚劳动人口难以胜任，目前也难用机器替代。
熟练工人能降低瑕疵率，也是工厂核心竞争力之一。「在这些需要很强技能基础精细行业，人力成本是考量，但产能、效率、合格率也是决定成败的因素。」记者写到。
不仅是自动化技术，即便是那些当前可以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技工素质也会制约其落地效果。
在研发国内首条香菇智能分拣线时，库伯特发现算法模型识别率实现 85% 之后，变得止步不前。他们通过一系列分析发现，原来很多数据都标记错了。
非专业人士标记水平比不上香菇分选工人，流水线工人水平比不上车间主任，标注水平最高的其实是厂长。当他们请来厂长来帮忙标记香菇图片后，算法识别率立刻跃升到一个新高。
「厂长也算香菇分类中的高级技工了吧？你说，技工水平影不影响算法落地？」李淼反问道。
一些从事工业设施预测性维护的公司也曾告诉我们，在诸如旋转机械振动信号的提取、建模等方面都需要经验比较丰富的机加工技工。
原因有很多，收入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更何况，人类从四五岁就产生了社会比较的能力。
在大型网络公司工作的 AI 硕士，一个月可以拿到两三万；一个二线城市的专职滴滴车司机，如果每天在线 小时，平均每月流水在 15000 左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 ABB 这样大厂做装配的技工，一年才有机会拿到十四五万。而且，这一个数字是大多数高级技术工人的薪水上限。
考虑到他们通常已经四十多岁，与 AI 人才收入之间差距也就演变成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不过，导致当下巨大技工缺口的，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李淼提醒我从供需角度看问题，关键是谁需要这么多的中高级技工？过去几十年，中国市场真的需要吗？
「需要高级技工的，要么是国企，要么是已经做得十分好的民企，这个占比能有多少？」他反问道。
事实上，在「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之前（2003 年），企业的技术上的含金量从未构成发展的瓶颈。
做加工和装配，拼的是低廉劳动力、销售和管控，而不是技术人员，产业链上附加值最高部分，比如设计，研发，品牌都不在国内。
即便是在中国电子辉煌十年，我们的企业只能从苹果手机中分到 4% 的利润。三星毛利高达 40%，是富士康的 8 倍。
制造业 90% 以上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凭借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制造环节。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很多工人用的都是民工，从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来看，即使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仍有三分之一农民涌入制造业。稍微有点层次的就是中专、技校生，基本不用中高级技工。
国家统计局，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笔者曾在知乎上看到广东某职业院校老师给这群学生的画像：
因为初中时已是成绩最差，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放弃」中成长起来的；
请假理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老师，我家年末要拜神，我妈让我回家去帮忙。」
日本、欧洲的小微企业生命周期能够达到 12 年，美国达到 8 年多，而中国只有 3 年。这也导致他们更没有精力甚至机会去培养中高级技工。
因为这样的员工，多数是靠实践，不仅实践成本很高，而且周期很长，成长非常缓慢。
所以，他们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一旦遇到疑难技术问题，找专家坐诊和找外包。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个模式就能解决基本问题，也成功避免了一不小心为对手做嫁衣裳的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大国工匠》这类中高级技工，大多集中在大型国企，而且往往是类似沪东中华造船、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中国商飞这样从事船、高铁、飞机甚至飞船制造的高端制造企业。
焊接技术是现代船舶制造的关键工艺技术。焊接工时约占船体建造总工时的 30％~40％，焊接成本约占船体建造总成本的 30％-50％。这不仅为焊工提供了对口、也最有锻炼机会的业务场景，也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就业环境。
但即便如此，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是私企快速地发展的引擎，也是国企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如，沈阳机床可以在过去十年间卖出近七十万台机床，是因为吃到了中国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大国的红利。
当时，单靠国外高档数字控制机床，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国内劳动力素质也无法与之匹配。再加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国产机床能够最终靠价格和服务占领中低端市场。
随着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缓缓关闭，曾经的「十八罗汉」接连传来倒闭、从市场消失的消息。
建立在数量优势上的低附加值模式终将迎来洗牌，在这种挑战下，谁来承担解开人才短缺的症结，正考验着制造业和中国教育体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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